中国官方今天描述49年以前的西藏时，毫无二致地沿用毛时代的宣传——“最黑暗、最野蛮、最落后的惨无人道的封建农奴制”，剥皮，抽筋、挖眼等。
此语出自毛泽东1959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，（见《西藏的民主改革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页82）“西藏的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。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，硬是抽筋，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，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。”
这些话充满了对藏民族和藏传佛教的偏见和无知，出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之口更是毫不负责的煽动种族政治宗教歧视。
藏民族以佛教为立国之本，全民信教，不论贵贱，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，现在这种风俗至今在藏区仍然可见，更谈不上什么剥皮抽筋，杀人取乐了。佛教既使西藏下层人民服从天命，也对西藏上层社会有一种神谕式的制约，他们为了来世不致沦落苦命，而在今世就积德行善，慈悲为怀。根据西藏律令，土地拥有者无权赶走佃农，更无权体罚佃农和任意处罚农民。
西藏有自己独特而完备的法律。清朝第五世达赖时期制定的《十三法典》一直沿用至1959年“法律的每一条文都有详细注释、判例和罚则，在执行时，就依据法典的这些注解和判例对触犯法律的人进行刑罚。”（新华社）。新华社在其评论中说：“按照《十六法典》的精神，三大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旨意，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，不能反抗，如果反抗，就要被处以挖眼、抽筋、割舌、剁手直至溺死、屠杀等极其野蛮、残暴的刑罚。如重罪肉刑律规定，对严重损害领主声誉、秘密武装、平民反上等直接威胁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，都要处以挖眼、抽筋等肉刑。” 实际上，这些严苛法律的存在更多意义是文化和传统的延续，综观西藏历史，唯一的一次属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还是发生在公元9世纪朗达玛时期。大约在公元869年到877年间，朗达玛全面实施禁毁佛教的运动，这段时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“灭法时期”。禁毁佛法引发社会动荡，起义前后持续了九个年头，推翻了土番王朝的统治，随后的时间，佛教又在藏地得到恢复和发展，并形成了“教政”制度。在西藏所有的文献里都是“教”在前，而“政”在后，宗教对西藏的意义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因为民众普遍信仰佛教，在1959之前，西藏境内的犯人，总数还不到一百人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，西藏成为全世界最早取消死刑的地方之一。
这个“祖祖辈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”的“农奴社会”，从未发生过饥荒，更没有饿死人的记录。租耕土地的西藏农牧民，上缴给土地拥有者的部分，包括税赋，仅占每年收成中的2%至4%，逢天灾，还可免交。59年后的饥荒是西藏历史上的首次。西藏十世班禅喇嘛在《七万言上书》，恳切道：“过去西藏，由于佛教传播极广，不论贵贱，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，讨饭也可以维生，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。”
王静雯《西藏咏叹调》引述当年最贫穷人家之一的藏民档珠曲忠说：“我是中共所说的农奴家庭，我家的6口人拥有围墙院落的2层楼房。楼下关畜牲，有4条牛、27只羊、2匹骡子，还有4亩半农田。家人在吃穿上没有任何困难。”
由格勒等所著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《藏北牧民——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》显示：1959年对藏北安多多玛部落的调查，在“民主改革”之前，拥有200只羊、30头牛以上的中等牧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80%；黑河宗门堆如瓦部落，即使是贫牧和赤贫牧户，平均每户也有羊217只（ P126、127）虽然穷富差距已经开始拉大（多玛部落5%的富户超过1000只羊和500头牛，最富的四户有羊3000只、牛800头以上），但绝大部分牧户都有自己的私产（牲畜），且都能保证温饱。
至于剥削，家境贫寒的普通牧民，也普遍雇佣牧工。 “以黑河赤哇部落为例，牧主户雇的牧工3人，富裕户雇的牧工3人，中牧户雇的牧工20人，贫牧户雇的牧工9 人。再以比如宗热西部落为例，该部落没有牧主，牧工分布在富牧、中牧、贫牧三个阶层中。富牧的牧工有 17个人，中牧的牧工有5个人，贫牧的牧工有8个人。安多县1959年统计，全县有牧工292人，其中68人是属于20户牧主雇的牧工，其余224人的雇主是劳动人民（包括富牧、中牧、贫牧等阶层）。[P169—181]
这些牧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，部落头人是通过部落成员选举产生的，三年选举一次。选举标准中血缘并不重要，主要看能力，家境要比较富裕。选举结果报当地宗政府批准（多数只是走形式）。西藏政府对牧民的管辖，一般亦通过头人。（格勒等，《藏北牧民——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页230—235）部落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基本都一样。
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《西藏的民主改革》土改干部恨铁不成钢地发现，西藏老百姓的“阶级觉悟”确实太低。据当时工作队的一篇总结报告说，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，却不愿意承认，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、女儿、媳妇、爱人等。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阶级地位最高的“牧工”成分──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：“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？”
土改的工作组把旧西藏的上层社会一概被划为剥削阶级，比例是事先规定好的百分之五( 《西藏的民主改革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页199。) 其余人都属于劳动阶级, 广大农民统统被划归“农奴”。“农奴”由“差巴”、“堆穷”和“朗生”组成。占农奴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是“差巴”，就是给农奴主支差的人。“堆穷”意为小户，主要是差巴破产后形成的。约占“农奴”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。这些人都是实质上的雇农。“朗生”，意为“家里养的”，约占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，这部分人是我们熟知的“卖身为奴”的，在汉地也普遍存在的家奴。
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年出版的《西藏山南基巧和乃东琼结社会历史调查资料》揭示了贵族庄园的家奴— ” 朗生” 的生活状况: “强钦溪卡朗生的劳役主要在溪卡内部，田间农活很少参加，除非是突击性的抢种抢收。溪卡内部的劳动又分两个方面：有28人从事手工业和食品加工，如梳理羊毛、捻线、织氆氇、挤奶、制作酥油、炒青稞、磨糌粑，炒油菜籽、榨清油等；有22人放牧、赶毛驴驮运东西等。两人从事炊事工作，如烧茶、打酥油茶、作菜、作青稞酒等。从事以上劳作的共52人，约占朗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。 “在朗生中，还有少数被主人看中，任命为列久（工头）的有两人。他们已脱离劳动，帮助主人监督和管理农奴，为领主效劳，因此与一般朗生不同。另有主人的心腹佣人两男两女，直接为主人的饮食起居服务，与一般朗生也有差别。这6人，约占朗生总数的10％。
“朗生自己一无所有，所以在为溪卡劳动时，由溪卡供给他们的生活。强钦溪卡的58名朗生中，有10人是单身的，其余都是两夫妇，溪卡分别将他们安排住在溪卡高楼的最底层，或溪卡高楼外附近的平房内，每家一间，有子女的适当宽一点。溪卡供给朗生吃的以糌粑为主，定量供给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一天一赤（600克），出外放牧的朗生也是一赤，但量的时候可稍多一点。清茶和酥油茶不限量。不过这里的‘酥油茶’不是真正的酥油茶，而是用菜籽油代替酥油打成的‘酥油茶’，这种代用品打成的‘酥油茶’很不好喝，溪卡给朗生喝这种‘酥油茶’的作法，是主人刻薄的一种表现。厨房烧好茶后，朗生自己拿茶壶去倒，每天中午和下午供应两次，算是正餐。正餐还要供给青稞酒，男朗生两餐皆有，女朗生只供应中午一餐。这种酒实际上是解渴去乏的饮料，制作容易，水的比例很大，质量差，由炊事员分给大家，8个人一大坛，一般都能喝够。早、晚还有两次图巴（粗面粉搅成的糊糊汤，一般还加土豆。若用骨汤并加入牛羊肉则成为高级图巴），定量供给，由炊事员分给大家。上山放牧的朗生定量发给茶叶、酥油和酒，带上山自己处理。大部分的时间无菜，每4天左右的一个晚上喝图巴时做一次菜，放少量牛肉或羊肉。穿的方面，在朗生长年所织的氆氇中，拿出一部分，每年每人可得一件藏袍的衣料或成品。妇女可得邦单（围裙）一条。以上供给对单身朗生来说已基本够吃，衣服也勉强够穿。”，[P123—124 ]
而在民主改革以后，藏人“在人民公社中每人只有一身衣服、一床被褥、一碗一筷三样私有物”有人说“中共统治西藏，使西藏的富人变成穷人，却没有使西藏的穷人变成富人。” 1980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视察时发现，“藏人生活水准竟还不如30年前”，“从前在西藏很少有乞丐，而当时仅在拉萨就有近万名乞丐”。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，提出：“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。”
西藏噶厦政府，是贵族、僧侣联合组成的，俗官和僧官各占５０％。设噶伦四人，三俗一僧。两个最重要的机构“译仓”和“仔康”（俗官）。其中，俗官采世袭制，僧官则不计家庭背景，其中大批出自农牧民。西藏有一句谚语：“男儿只要具才智，噶丹宝座无常主。”新华社的“广大农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”纯属无视事实的无稽之谈。在世袭的俗官被任命为官员之前也必须经过专门的机构培训考核，这种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寺庙。
指称从前的西藏是黑暗的“农奴制”的，翻阅大量文献，目前只发现只中共一家，别无分号。
（转载自新浪博客 脱了毛的猩猩的博客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202ad160100ctoq.html 作者：猩猩 原文题目《农奴从何而来？》 转自时由博主做了修改）
